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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得和平,就必須備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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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軍售與中國抗戰

  一九三年代,中國開始出現頭帶德制鋼盔﹑身著德式軍服﹑使用德式軍械的部隊,這就是經由德國軍事顧問指導、訓練出來的新式中國陸軍,這些部隊在八年抗戰中多次參加重大戰役;而由德國顧問協助中國建立的軍兵工廠,在抗戰時的後勤補給上也發揮了關鍵性貢獻。筆者在此將中德十年間(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八年)的軍事關係作一簡要介紹,以當時德國對中國的軍事指導援助為本文中心,而不詳述中日戰史之評析,期能使讀者瞭解這段未被彰顯的歷史。

 

 

 

中國亟需現代化的軍事體系

 

  自清末自強運動至民國建立前的五十年間,滿清政府曾創建多所西式兵工廠試圖建立軍火工業,但其成效並不理想,主要原因是當時中國科技水準落後,缺少重工業基礎,導致國防工業所需的原料、技術、設備均需依賴外國,不但無法應付大規模戰爭的需要,並且只能模仿到外國落伍的武器,完全不能切合國防需求,所以從列強大量進口軍火成為必要,但這也是中國軍閥橫行,大小內戰不斷的原因之一。

  一九一一年民國建立,國內政局更加混亂,各省內戰日趨激烈,對軍火的需求量更大,滿清時建立的兵工廠產量已不敷需求,所以外國軍火進口量大增,其中自歐洲與日本輸入者最多。第一次大戰時(一九一四-一九一八),歐洲各國大戰正酣,軍火外銷中國量钜幅減少,日本乘機大肆輸入軍火竟占了當時中國總進口量的八% 。

  一九一九年美國為推動和平解決中國內戰,並抵制日本獨佔中國軍火市場,故倡議對中國武器與軍火禁運,自一九一九年開始直至一九二九年長達十年之久。而實際上,因歐戰結束,歐洲戰場使用過的各式軍火大量低價外銷,中國南北方政府、各省軍閥還是以走私、偷運等種種方式,進口了相當數量的外國軍火。據統計自一九一一至一九二八年共一八年間、中國輸入的各國軍火以步槍、手槍、彈藥為主,火炮、軍艦、飛機等重武器則甚少,因為進口的各國械彈口徑性能不一,其中朽劣軍品又多,嚴重影響到部隊戰力;而供應國是以德國(三六%)、日本(三二%)為前兩名,其餘三二%為俄、英、法、美、挪威等國所分。

  一九二八年 蔣中正 先生的國民政府完成北伐,在名義上統一了全國,在長江以南的區域大力從事國家建設,但日本自「濟南事件」開始,對中國步步進逼,又於一九三一年發動九一八事變,暴露併吞全中國的野心,國民政府深知中日間終必將爆發大戰,必須要加快國防建設,於是加強軍火生產,儲備彈藥器材,並成立兵工署,整建漢陽、金陵、鞏縣、華陰等一七個兵工廠。

  但從當時國內軍隊總人數方面來考量,以上各兵工廠的產能對支應如此龐大的軍火需求還是遠遠不夠的。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於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一九三六年次舉行陸軍編遣會議,對全國龐大的各方部隊進行核實與調整,截止一九三六年全國陸軍已整建與未整建部隊,共計步兵一八二個師,四六個獨立旅、九個騎兵師、四個炮兵旅及二個獨立團,總兵力共計一七萬人。當時各部隊武器各色各樣,零件彈藥互異,致使全國整體性的補充與儲備計畫難以建立;如果依計畫,一個調整師一日戰鬥需步機槍彈八萬發,全國六個師於五年內要建立足夠兩年的械彈補充量,那中國各兵工廠的產量是大大不足的。再據戰前的一項估計,如果對日開戰,每月步機槍彈的消耗量即高達七億發,這樣驚人的用量勢必要靠國外大量進口。但為避免以前軍火大雜燴的現象重演,必先要從統一全國武器型式與彈藥口徑入手,但中國並無現代化的兵工產能與技術,除了與外國合作否則別無他法,可是哪一個國家是對中國沒有利益衝突,並且願意協助中國軍事力量成長強大的呢?最後德國伸出援助之手,幫助中國建立起現代國防工業,並將現代軍事思想大規模引進中國,有效地提升了中國軍隊的戰力。

 

 

 

中德關係的建立

  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于一八七年完成德國的統一,開始了德國的興起。但此時也是中國國勢日益低落的時代,幾年間德國在歐洲即取得重要地位並展開了與中國的關係。與其他列強一樣,德國經由割地、賠款、設銀行、修鐵路等方式,在中國山東與東北擴充地盤,所以與俄國、日本常發生利益衝突,此外在一九○○年庚子之亂後的辛丑賠款中,德國得到二%僅次於俄國居第二位。一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德國與中國的關係又開啟了另一個新頁。

  當第一次大戰爆發時, 孫中山 先生力主中國應保持中立,反對加入英法日美的協約國參戰,而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此時與德國斷交,當中 山 先生南下護法決心推翻段氏政府時,德國方面聯絡中 山 先生,表示願提供兩百萬美金的援助,中 山 先生亦有中德進行軍事經濟合作的構想。一九二一年中 山 先生派代表赴德國,表達願借重德國的技術與人才協助中國的發展,但基於現實考慮,德國未同意與南方的廣州政府建立正式關係,但中 山 先生以私人名義已開始秘密聘請多位德國顧問與技術人員在廣東服務,建立了日後國民政府與德國軍事合作的基礎。

  第一次大戰德國戰敗受凡爾賽合約限制,被迫縮減軍備與軍隊規模,大量的軍人除役,許多與軍需有關的工廠企業失去發展機會,面臨了嚴重的失業與倒閉危機,德國此時亟需發展海外市場來減緩國內經濟問題,於是促進對中國關係開始加溫,建立經濟文化交流成為德國對華外交的中心,取代了以前對中國領土與政治利益的企圖。

  一九二七年 蔣中正 先生進行清除黨內共產黨勢力的行動、驅逐蘇聯顧問並終止聯俄政策,蔣對德國本來素有好感,此時對引進德國軍事顧問協助中國軍事現代化是相當積極的。經過多次接觸,一九二八年底德國方面派來鮑爾上校應聘來華擔任軍事顧問,開啟了中德軍事交流的第一步。從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八年,共有五位德國軍人來華擔任顧問,其任職時間如下表,這些顧問實際上都得到德國政府的同意與支持。

 

 

 

 

 

 

 

 

人名

 

 

 

 

 

 

馬克斯鮑爾上校Max Hermann Bauer

 

 

 

 

 

 

赫爾曼克裏拜爾上校Hermann Kriebel

 

 

 

 

 

 

喬治魏采爾中將George Wetzell

 

 

 

 

 

 

漢斯塞克特上將Hans Von Seeckt

 

 

 

 

 

 

亞歷山大法肯豪森上將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任職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

 

 

 

 

 

 

一九二九年四月

 

 

 

 

 

 

一九三年五月

 

 

 

 

 

 

一九三四年五月

 

 

 

 

 

 

一九三五年三月

 

 

 

 

 

 

離職

 

 

 

 

 

 

一九二年四月

 

 

 

 

 

 

一九三年五月

 

 

 

 

 

 

一九三四年四月

 

 

 

 

 

 

一九三五年三月

 

 

 

 

 

 

一九三八年七月

 

 

 

 

 

 

主要工作

 

 

 

 

 

 

成立教導隊、儲備編譯人才、倡議中國軍火工業的建立

 

 

 

 

 

 

實際軍事訓練與教學

 

 

 

 

 

 

實際軍事訓練與教學、擔任「一二八上海事變」、「中原大戰」、「第五次圍剿紅軍」的作戰顧問

 

 

 

 

 

 

促進中國國防工業的發展、增強陸軍的素質與戰力

 

 

 

 

 

 

協助中國發展自給自足的軍火工業、建立現代化的輕武裝機動陸軍、建立長江以南防禦體系、大量引進德式裝備與軍事體系、奠立中國現代化軍事的基礎

 

 

 

 

 

 


  國民政府決定以德國體制來建立新的中國軍隊(以下簡稱國軍),隨著德國軍事顧問的來到,德國裝備與德式訓練自然也跟著而來,軍火相關的重工業集團、生產設備製造廠、原料供應商,也紛紛來到中國開展了密切的往來。

 

 

來華德國顧問的貢獻

 

 

 

  德國顧問團來到中國,除有退伍軍官外,還包含經濟與技術專家,對於中國的工業狀況多有所瞭解。他們認為當時中國的工業力量是不足以支應一支現代化陸軍作戰需要的,所以必須要從速建立自主的軍火生產工業;又為戰時快速輸運部隊,建立戰略性鐵路網也是極為必要的。於是賽克特顧問引進德國和卜樓公司(HAPRO,原名Handelsgesellschaft Fur Industrielle Produckte),將資金、技術與生產設備轉移到中國來投資,又引進西門子洋行與烏爾夫公司,整修浙贛鐵路、平漢鐵路、湘黔及玉南、南萍等鐵路,由德國來提供貸款器材技術,協助中國進行交通建設與重工業建設,有效地提升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相對於中國需要德國的協助,德國有求於中國的是稀有戰略金屬——鎢礦砂,它是製造鎢合金鋼的關鍵材料,與製造槍炮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當時亞洲的產量占全球產量的八%,中國華南地區的產量又占亞洲第一,中國的鎢產量佔有世界舉足輕重之地位。雙方議定用以貨易貨方式來進行貿易,中德兩國通過這樣的雙邊經濟往來均深蒙其惠。

  在國防體制方面,賽克特顧問于一九三三年提出《陸軍改革建議書》,他建議:中國急需的不是人數龐大的陸軍,而是全力建設一支訓練精良、裝備齊全的精質部隊,應先建立一支模範隊伍、再逐步推廣到其他部隊完成國軍的改造。這個建議為蔣介石採納,次年(一九三四)年底,蔣介石進行「國軍六十個師的整軍計畫」。截至一九三七年六月抗戰爆發前,國軍已完成三五個調整師與二四個整理師,另調整東北軍一個師、廣東軍一個師、川康軍二六師及九個獨立旅,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次軍政軍令系統的大改造工程。在這些部隊中直屬中央的有三十個師,是完全接受或部份接受過德制裝備與訓練,其餘的各師多少也以德制編裝為標準作過調整,這些部隊在抗戰初期就成為直接迎戰日軍的主力;其中又以德制化最高的第八七/八八/三六三個師,與唯一完全按德國步兵標準編裝的「中央軍校教導總隊」最稱精銳。

  賽克特顧問的繼任者——法肯豪森將軍,他很瞭解以當時中國的工業能力、財力與官兵素質而言,要建立真正德國標準的陸軍是有困難的,中國的國軍六十個師的整軍計畫只能算是具備現代陸軍初步的雛形,與真正現代化的標準有相當距離,故而法肯豪森認為國軍應先成為「輕裝快速部隊」,具備以下的特性:

- 大部隊移動時以鐵路來運輸,使兵員可快速集中到戰場邊緣
- 不倚賴重炮、戰車等重型裝備,而是靈活機動地使用自動武器作戰
- 與若干戰車與炮兵單位配合,進行協同作戰

  這就是「輕步兵」的建軍概念,對於當時的中國的國情與環境而言,德國顧問的論點是很中肯務實的。

 

 

 

 

 

 

在引進現代軍事思想方面,德國顧問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將西方軍事觀念如縱深布署、內外線態勢、機動作戰、攻擊/防禦重點……等理論及實務帶入國軍訓練中,讓封建閉鎖的中國軍隊首度接觸到完整的西方現代軍事科學,這個刺激與啟發無疑是極其重大的。另外德國顧問也協助中國政府規劃兵役制度、軍令軍政的權責執掌、國防工事建構、全國整體防禦體系,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

  為從基層幹部建立起德制陸軍的基礎,自中央軍校第七期起(一九三一年),各種兵科的德國顧問來到中國軍校擔任教官,當時中央軍校是培養國軍基層幹部的搖籃,學生們多懷有救國建國的理想,在此熱切地接受德國教官的認真指導,很快就建立起新的理念思維;法肯豪森對此頗為稱許,曾讚譽南京中央軍校的學生是「全世界最聰明的學生」。

  一九三四年大量的德制裝備開始運到中國,在一批價值一千五百萬銀元的軍火中,包含二四門一五公分野戰重炮(即德軍FH-一八型),二門三七公釐戰防炮( 即德軍Pak三五/三六 型) ,數千支毛瑟二四型步槍,數千支捷克造輕機槍(ZB-二六),與瑞士奧利根(Orelinkon )公司的二公釐機關炮,此外西門子的通訊器材、蔡司望遠鏡、德制輕戰車,架橋器材,防空探照燈等各種裝備,開始進入了中國的部隊服役。一九三六年德國運交中國二千三百萬馬克軍火,一九三七年德國運交中國八千二百萬馬克軍火,其中有一五公分要塞大炮(用於長江江防),高射炮、步槍、機槍、迫擊炮、重機槍、大批各式彈藥,鋼盔,以及魚雷二四枚、快艇若干通信器材,還有制鋼、煉焦、化工、兵工生產機具等設備。

  透過這些努力與建設,國民政府在不到十年間,于長江流域初步整建起國防工業與新式陸軍,為日後爆發的中日大戰奠下了一個能持久抗戰的軍事基礎。

 

德制國軍投入淞滬會戰在國民政府的建軍規劃中,陸軍是採用德制裝備與訓練,另一個重要的軍種——空軍,卻沒有走德制的路線,各型飛機多是向美國採購的,但這個在全世界都屬最年輕的軍種也是成長進步最快的軍種,新型戰機不斷的推出,必須要快速的換裝才能不至落伍,所以中國對外採購軍火的另一類巨大開支,即是在於作戰飛機與零件彈藥,不過主要輸入國並非德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發「蘆溝橋事變」,原先日軍是想按照以前的技倆,把這次衝突搞成一場「局部事件」,然後再交涉停火壓迫中國退讓,日本又可輕易地佔領一塊中國領土,這種蠶食策略已成功過很多次。但這次日本盤算錯誤,中國全國抗日呼聲高漲,絕不容忍日本軍事力量深入中國關內,這是攸關中國存亡的生死大事,國民政府也決心不惜與日軍大戰也要保衛國土。但是在華北地區日軍佔有地利優勢,它的重武器與車輛在華北平原行動自如,國民政府的有力軍事設施也不在華北,並且日本已在京津地區集結優勢兵力,準備等待國軍北上馳援,以逸待勞來場決定性會戰,一舉摧毀中國軍主力。 蔣中正 先生等將領深明此種態勢對國軍不利,於是決定在上海地區開闢戰場,如此日軍的優勢在華中水網丘陵地形內將會降低,駐華中地區的中國新式陸軍也可迅速調集到上海參戰,並且利用上海列為國際都市的便利性,能使中國抗日戰爭的努力傳揚世界,以此能引起各國的關切與支援,避免在華北作戰被視「地方性局部衝突」,遭到國際視聽的忽略,這就是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滬會戰」的背景。 
 

 

「八一三淞滬會戰」歷時三個月,這是中國近代首次海陸空三軍大規模會戰,也是全中國軍事力量的大動員,它約可分為三個階段:

、圍攻期(八月十三日至八月二二日)

   蔣中正 先生調動戰力最強的德制第八七/八八/三六三個師,率先投入會戰打響第一槍,主動出擊圍攻日軍在彙山碼頭、公大紗廠、日本租借區等地的據點,國軍配備德國一五公分重炮的「炮十團」與輕戰車及戰機都參與攻擊行動,歷經四次總攻,雙方反復巷戰爭奪陣地,敵我傷亡均極重大。德國顧問建議國軍改變以往正面硬攻方式,改用「突擊群戰術」——即集中兵力對敵進行「點突破」後、持續挺進,再由後續部隊包圍敵人以擴大戰果,這乃是一次大戰之後德國軍事思想的精華所在。

  但是國軍在實戰時,還是常使用「步兵上刺刀——衝鋒前進」的習慣戰法,沒能有效活用「重點穿突、快速挺進」的要求;加上後續的增援部隊調度常有不當,未能及時守穩前鋒部隊得手的陣地,反被日軍逆襲奪回切斷後路。另外自動武器配合協調度也不夠,二厘機炮/ 三七厘戰防炮不能即時在火線上支持步兵壓制敵火力據點,國軍又習於衝鋒硬攻導致損失慘重。德國顧問又發覺在實戰中,國軍的情報偵察工作不夠確實,對敵兵力布署、對敵企圖之研判也未周延,通訊紊亂與友軍協調不足,雖官兵人人英勇奮戰,但以上諸多不利因素造成國軍在戰鬥中傷亡大、戰果小的結局。

 

 

 

 

 

 

、反登陸作戰/守勢作戰期(八月二十二至十月二十七日)

  八月二三日,敵軍增援部隊自吳淞口、寶山一帶登陸,國軍也北調應戰,戰局從市區街道移轉到野戰,除了第八七/八八/三六三個師外,並加入「中央軍校教導總隊」一部參戰,同時其他接受過德制訓練,頭帶德制鋼盔的第一/二/一八/七四軍也趕到戰場,國軍在羅店、月浦、師子林等地激戰。但是日軍有海軍艦上巨炮與空中戰機直接火力支持,國軍傷亡漸增攻擊失利,於是改採以陣地戰為主的守勢作戰。

  自九月六日起,日軍再增援兵力,國軍退守瀏河鎮-蘊藻濱-洋涇一線,在這長約五十公里的連續戰線上,國軍配置了來自全國各地七十個師的兵力,中日雙方共有近一百萬的兵力在此進行著慘烈的陣地戰,國軍在戰線上布署數十萬的部隊,構成兵員密度非常高的防禦線,面對日軍優勢的海空炮火,國軍承受很高的傷亡數字,雙方反復拉鋸爭奪陣地,日軍稱此為「血肉磨坊」,可見戰況慘烈之程度。德國顧問群也親臨前線,協助國軍策劃布署作戰,所以有外國人稱此役為「德國戰爭(The German War)」。

 

 

 

 

 

 

三、全面撤退(十一月五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

  為突破淞滬戰場的僵局,日軍於十一月五日清晨登陸杭州灣金山衛一帶,展開一場大奇襲,計畫直取國軍後背,配合國軍當前的日軍,準備前後合圍一舉來場殲滅戰。國軍雖然立即調動部隊反擊,但當時國軍的裝備、訓練、戰術觀念還無法進行這種「機動性的攻勢作戰」,在反攻無效後,國軍只得迅速下令全線撤退,以避免被日軍內外包夾。

  在三個月的「淞滬會戰」中,中國投入約四%的全國總兵力,新建的德制陸軍精銳盡出投入戰場,消耗損失的程度相當嚴重,中國方面的傷亡有多種估計數字,大致上是從十八萬到三十萬人不等,但無論何種演算法,中國新生的國防力量的確是遭到相當大的折損。此役的評價日後在國共雙方有不同之觀點;有趣的是,在不同的政治時期也有不同的褒貶,要見到更宏觀、更公允的評論,恐怕要留待未來作更進一步的辯論評析了。現引用一段當時外國新聞通訊來見證此戰之一端:「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倫敦海外通訊社——……(上海)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國堪稱軍事國家的榮譽,此乃前所未聞者」。

  與此同時,正當淞滬會戰在前線進行激戰時,國民政府也盡速將全國重要的工業設施遷移到內地,中德合作的兵工廠當然也包含在其中,日後在四川、雲南、貴州等地又重建起來並擴大產能,基本上已能自立供應爾後國軍所需的輕兵器彈藥,使得中國得以進行持久抗戰。

 

 

 

 

 

 

為補充「淞滬會戰」後國軍武力損失,國民政府於一九三八年初派專人在香港與德方議定緊急採購武器,內容包括:

  步槍三十萬支(每支配彈一千發)
  手槍三萬支(每支配彈一千發)
  機槍兩萬挺(每支配彈一萬發)
  三七厘戰防砲五百門(每門配彈一千發)
  迫擊砲五百門(每門配彈二千發)

  同年三月, 蔣中正 先生電再令駐德專員在採購武器一批:

  迫擊砲三百門(每門配彈三千發)
  駁殼槍二萬支(每支配彈二千發)
  高射機關砲三百門(每門配彈五千發)
  一五公分重砲彈六千發各式砲彈一萬八千發
  步、機槍彈三千七百萬發
  水雷一批

  不久後,大部份訂購的德制軍火,經由德籍貨船陸續運到香港,隨即交付給國民政府配發到部隊;依據戰史推斷,以上這些採購的德制武器應是重整國軍軍備,在當年稍後發生的「武漢會戰」中發揮了重要的效果。

 

希特勒對華政策的改變

 

 

 

前述德國對華軍售與顧問指導,都獲得德國政府的核准與支持,尤其是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這五年,中德雙方的往來達到高峰,這與當時德國執政的希特勒有極大的關係。

  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一月當選德國總理取得政權,旋即撕毀凡爾賽合約,開始重整軍備擴充軍力,對於鎢礦砂的輸入非常迫切,而德國軍火出口對德國經濟也甚有幫助,這與中國抗日建軍的需要剛好契合,所以中德很快就建立軍事/經濟合作的關係,德國的國防部、外交部、工業界也都非常支持;基本上,希特勒當時對中國、日本分別保持等距的外交關係,尚未因日本而影響對中國的往來。

  一九三七年希特勒進軍萊茵河沿岸,與英法兩國衝突的態勢已現,歐洲的局勢開始緊張。同年中日開戰,德國希望中日爭端能和平解決,故令駐華大使陶德曼調解中日衝突,但斡旋並未成功,德國內閣對是否調整對華政策也有爭論,不過還是以贊成繼續軍售的一方占上風,德國武器仍然供應中國,軍事顧問也繼續在華服務。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德、義、日三國簽立反共協議,結合成三國軸心的政治聯盟,希特勒的態度已明顯轉變,為實現其侵略計畫,決定犧牲與中國的關係改採「聯日政策」,期使日本牽制蘇俄在遠東的力量,以利德國將來在歐洲戰線打擊蘇俄。一九三八年二月,德國內閣改組,原先對華友善的國防部長與外交部長去職,新任外交部長李賓特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為親日派,外交政策也隨之修改不利於中國。

  一九三八年二月,希特勒宣佈承認東北的偽「滿州國」,並停止中國學生赴德接受相關軍事訓練,戈林元帥並指示禁止武器銷往中國。不過實際上,儘管官方宣布禁售政策,德方還是暗中運交了許多武器、原料、兵工生產機具給中國,有些武器以分解方式出口到中國再行組裝,或假稱輸往第三國再轉運至中國交貨等方式,繼續進行著對華軍火銷售。後德國政府嚴令在華軍事顧問一律返國,否則視同抗命叛國,法肯豪森等顧問于六月底離華,行前 向蔣中正 先生表示絕不洩露所知的中國國防事務,中德間的軍事關係至此結束。

  一九三九年九月,希特勒揮軍波蘭,歐洲大戰一觸即發。一九四年九月,德意日三國締結為期十年的軍事經濟同盟,德國承認日本在亞洲建立勢力範圍的領導地位,三個法西斯國家相互結合在全球進行侵略戰爭。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德國承認南京汪精衛偽政權,中國宣布與德國斷絕邦交。一九四一年底,中美英蘇聯合對軸心國宣戰,中德成為敵對國家直至二戰結束。

 

 

 

結語

 

 

 

  一九三六年底,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陳誠將軍,對當時新建的德制陸軍有下列評語:「抗日戰爭越晚爆發對中國就越有利,因我方可以有更多的準備時間……如果目前發動,我方一定是處於被動局面,如再遲一年,最低限度我方可有半主動的機會,如遲兩年爆發,則我方可以完全掌握主動局面……」。

  「如果中日戰爭晚兩年爆發,國軍就能取得主動地位」——這種論點或許有些過度樂觀,但經由德國顧問的指導與德制武器的換裝,再經兩年的充實,中國軍隊的戰力將會更強大,這一點絕對是毫無疑問的。

  從另一角度而言,如果沒有戰前德國的軍事指導與協助,很可能發生的狀況是:

  一九三七年「淞滬會戰」沒有新式德制陸軍的投入,這場戰爭可能不到三個月中國就戰敗了,國軍軍力損失也會更嚴重;日軍的損失會較少,所以乘勝沿長江西進追擊的速度會更快,將加速對內地省份的攻勢。

  沒有德國在一九三七年持續供應中國軍火,「淞滬會戰」時國軍無法保持足夠旺盛的火力與日軍對抗三個月,此戰後如無德國在一九三八年繼續向中國運補武器,以中國自產的軍火量(受兵工廠向內地遷移等因素影響),是不足以支應當年戰爭消耗的。

  如無德國在戰前協助中國建立軍火生產體制、提供貸款、進口機具、建立新型兵工廠與產能,中國將無法自立生產足夠的輕兵器與彈藥,抗戰也就無法堅持八年之久;缺少自產的基本彈藥供應,中國的抗戰事業很快就無以為繼了。

  如果中國在一九四一年底前戰敗,被迫與日本和談,失去了苦撐待變的機會,那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也不會與美、英、蘇並肩作戰,也不會獲得二戰最後的勝利,進而戰後中國的國際地位也會受到不利影響。

  國民政府當時處境艱難社會貧弱,面臨必不可免的反侵略戰,只能忍辱負重建設國家、爭取時間培養國力,多少戰士以血肉之軀抵擋敵人優勢砲火,犧牲在戰場殺戮之中,而中國之所以能建立八年持久抗戰的軍事基礎,德國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回憶這段七十年前的歷史,再對照今天的世界,可以發現——「無科技力即無經濟力,無經濟力即無國力,無國力就無國家安全」;憶古思今,令人欷噓也當為吾人之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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